中央台“春节晚会”，可以说是全国人民都关心的一件事。当“春节晚会”即将举办第16届之际，听听参与其事的各路明星的意见，也许既有趣，亦有益。因为“年年难办年年办，年年不看年年看”的“春节晚会”，毕竟到了以史为镜的时候了。
黄一鹤是主持“春节晚会”次数最多，也是最早的总导演，第一届（1983年）、第二届（1984年）、第三届（1985年）、第四届（1986年）、第八届（1990年）都是他总导演，但他在《难忘今宵，告别今宵》里回忆自己的晚会生涯，只回忆了第一届和第二届。他说：“广大观众对1983年、1984年两次春节联欢晚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这之后人们就把过春节的老习俗变了。千百年来都是用吃饺子、放鞭炮来庆祝春节，现在则变成吃饺子、看电视、放鞭炮三大活动了。”
黄一鹤记得不错，人们至今难忘最开初几届“春节晚会”。它改变了中国人过年的一些习惯。
赵忠祥已主持了十四次“春节晚会”，算得一个“晚会史”的“全陪”。如何办好“晚会”？如何改变“晚会”难办，赵忠祥有一番独到之见———
“奇怪的是，至今有很多人总在琢磨如何把过去的模式打碎，创造一台全新的晚会呈现给观众。也许这个愿望是好的，但可能吗？不可能。我敢断言，只要叫春节联欢晚会，既体现传统，又体现联欢，那就只能在传统的模式中装上新的内容奉献给观众。……我希望各位轮流坐庄的导演不要把大量时间与精力放在改变旧模式与所谓出新上，正如春节北方包饺子一样，你非要做个汉堡包让大家一起换换口味，那是行不通的。饺子果然那么好吃吗？您可以不吃饺子改吃别的，但绝大多数人的口味不仅以生理口感为依据，他们还要以民族的传统和民族的文化心态为依据，因此过年吃饺子是改不了的，同样过年看春节晚会是改不了的。……我曾劝一位与我很好的导演，别瞎耽误功夫，把精力放在节目上吧！……”
黄宏作为小品明星，他的最大感慨是：“我参加春节晚会十年了，遗憾的是，我有很多好作品并不是在春节晚会播出的，比如《超生游击队》、《婚礼》、《小保姆与小木匠》、《小站》、《演讲》、《农老板进城》等作品。”
听黄宏这番话，就能明白赵忠祥说“把精力放在节目上吧”有多么深刻的诫劝意味，而且，我们可以知道，保证好节目不被压制有何等重要。
赵本山对晚会最深刻的印象是审节目，他说：“以我本人而言，艺龄较长，面对观众，倒不紧张，但对层层审节目，确有点紧张。因为头两年的‘乘兴而来，败兴而归’，还记忆犹新。责任太大，领导和剧组对节目进行严格的筛选，审查是必要的，他们为此付出了很多心血，我充分理解。但我有一个想法，领导和剧组在审查具体节目时，能不能区别对待？比如，像小品、相声之类的，一次次，一层层地审查，可能会把有些演员的灵感审没了。审查歌曲，越听越好听，小品、笑话越听越没味，知道情节就不笑了，没有笑声，就调动不了演员的情绪，演员心里就打鼓，就怀疑是不是表演不到位，就开始夸张动作，放大音量，一叫一喊，分寸全没了。……晚会观众参与的热情与从前不同，如今的春节晚会，现场观众反应有点机械。现场有意识（组织）地鼓掌虽然能刺激演员的兴奋度，但同时也搅乱了演出节奏。什么时候鼓掌，什么时候笑，老百姓已了如指掌，他们完全熟悉了晚会的运作方式。”
著名相声演员马季，早在1981年春节，就参与了中央电视台和广东电视台联合办春节晚会的策划。在说到开始几届晚会的成功之道，他强调：
“虽然万事开头难，但也有它的优势。新创办的一种晚会，不管影响如何，内部没有任何条条框框约束，主创人员既是同行又是朋友，大家以诚相待。操作的方法也比较简单，大家一起总体构思，初步商量上哪些节目。然后明确分工：我负责几个节目，姜昆负责几个节目，其他的人负责几个节目。分头组织，另外还要把各自负责的节目的串连词写好，交给一个人串连起来就算完成了。时间大概也就四、五天，中央电视台第一次搞的‘迎春联欢晚会’就这样诞生了，它为以后每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奠定了基础。1983年首届春节联欢晚会基本上就是由它脱胎而来的。”
马季的意思很清楚，成功的“晚会”，往往因为没有什么清规戒律，编导有比较多的自主权。可是“晚会”一成功，就有多方关注，而一多方重视，“晚会”编导的自主权就有所制约。
这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悖论与怪圈。
（本文所引明星意见，均出自长江文艺出版社最新出版的《难忘今宵：中央电视台历年春节晚会大写真》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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